白川乡的大家族制度
一个家庭的家族成员众多的“大家族制度”，尤其集中见于白川村南部的“中切地区”和北部的“山家地区”。进入明治时期后，这一特征愈发显著，成为国家重要文化财的远山家，在人数最多的时候（明治30年代），约有45人一同生活。
从近世末期到明治时期，养蚕业经营急速扩展，需要确保劳动力，加上山间聚落生活受土地条件限制，分家创业困难，一般认为这是“大家族制度”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
白川村大家族制度的特征
白川村大家族制度的特征，首先是聚落内所有住户均呈现大规模的构成。下表是将可见“大家族制度”的中切地区各聚落于明治35年的家族人数规模按住户数分类的结果。由此可知，长濑、御母衣、平濑、木谷各聚落的每个家庭，家族成员都超过20人。在聚落中，仅特定家庭规模突出庞大的例子，在东日本农村十分常见，但聚落所有住户都是大家族的例子，在全国来说非常罕见。
另一个特征体现在婚姻形式上。家族继承人（直系）婚后与家人同住，但其他兄弟姐妹（旁系），也就是俗称的叔伯、姑姨们，婚后仍留在各自出生的家庭，采取“访妻婚”形式，所生子女大多在母亲的娘家抚养长大。这也是聚落内各住户几乎共有的现象，非常具有特色，据说在中切地区这个特定区域，这种大家族形态成为了生活习俗上的制度。
养蚕业与女性的劳动
白川村养蚕的特征在于，原本耕地稀少，缺乏开辟桑树专用田的空间，大部分使用的是自然生长的山桑。而且这些桑树分散在各处，采桑需要耗费大量劳力，因此女性的劳力投入其中。
此外，生产的蚕茧大多在家中自行缫丝。江间三枝子从昭和11年左右开始，以木谷聚落为中心展开调查，她在著作《飞驒白川村》中，对当时女性缫丝的情形有如下记载：
“（蚕茧收获后）从七月开始，四、五名女性就开始缫丝，一直持续到秋彼岸。每人每天有固定的缫丝量，秋日渐短后，还要点上霍霍巴油灯继续工作。”
“每个成年女性每天至少要缫三升丝。一锅能缫六合，五锅为量，但由于是用单手转动纺车的简朴缫丝方式，非常费力。从清晨到夜晚，手边点着霍霍巴油灯，不停缫丝。”
由此可见，养蚕业对女性劳力的依赖程度很高。结果，熟悉家业的女性被期望尽量留在原生家庭从事家业，据说这也逐渐衍生出了访妻婚的婚姻形式。
明治45年当时的家族
不仅仅照顾自己的孩子，家族中的所有孩子，全体成员都一视同仁地抚养。
从心外活计窥见大家族的生活结构
昭和10年左右的远山家
主屋左侧的小屋，成了心外日旁系夫妇们居住生活的地方。
照片中的远山家所藏的“心外物觉帐”，记录了自嘉永四年（1851年）至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的40年间，远山家的家长从家族成员手中收购“心外物”的详情。所谓“心外物”，指家族成员利用“心外日”（休假日）等时间生产的私人物资。远山家的这本账册中记载了“稗、大豆、米、栗、荞麦、桑叶”等物品的交易记录。此类活计几乎全体家族成员（除家长与孩子外）皆参与其中。
在中切地区，有“公业”（家业经营）与“私业”（心外活计）。每五天一次的“心外日”，家族不再提供餐食，成员需以自耕心外田的收获粮食，用私锅烹煮，称为“心外锅”，形成分灶生活的独特景象。远山家将于主屋旁建的“小屋”，供旁系夫妇于心外日居住使用。
从这些心外活计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白川村的“大家族”制度，既不像过去研究者评论的那样是古代社会的遗制，也不是由家长权力形成的封闭封建式家族形态。它是以家业经营劳动的商品生产为基础，同时尊重家族成员个人的私人生活，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生活结构。
“心外物觉帐”（嘉永4年）
心外活计所得的钱，“用于日常必需品的琐碎费用。男人买酒和烟草；女人做冬季棉衣的棉絮和腰带，还会存钱作为去京都参拜的费用。女人大多有两三个孩子，所以花费也不少。”（江间三枝子・飞驒的白川村）
大家族研究的历史
一般认为，合掌造被世人所知的契机，是白川乡独特的家族形态——“大家族”制度。社会学者、民俗学者等许多研究者纷纷前往白川乡，将这里的大家族作为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开展，合掌造作为大家族生活的载体，也逐渐广为人知。
据说，白川村的“大家族”开始受到关注，是从京都大学的藤森峰三在明治21年于学术期刊上发表有关大家族的论文开始的。此后，它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许多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纷纷前来，白川村也因此受到全国的瞩目。然而，当时人们的关注仅限于对异文化的好奇。在这样的情况下，站在科学研究的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并首次以学术论文形式呈现研究成果的，是著名的日本经济史家本庄荣治郎博士。
明治44年，本庄荣治郎博士在京都法学会杂志（第6卷第3号）上发表的论文“飞驒白川之大家族制”，是首次将“大家族”作为学术用语使用的论文。该论文从大家族制度的地区差异、形成原因、家长权力，到大家族生活的各种样态，以及大家族制度的未来展望等方面，进行了广泛且系统的研究。这篇本庄论文，对大正到昭和战前众多研究者对白川村大家族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被视为特别值得关注的论文。
调查资料中收集了远山家当时的平面图和户籍誊本等，由此可以推测博士是以远山家为据点展开调查的。
大家族的研究者
从明治、大正到昭和时期，社会科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众多研究者纷纷前往白川村。以下为您介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
户田贞三：1887年（明治20年）－1955年（昭和30年）
社会学者，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专攻家族社会学。他利用大正12年日本首次人口普查的单张资料，明晰了大正9年全国的家族构成，奠定了日本社会学作为实证科学的基础。
他详细研究了白川村中切地区六个聚落的家族构成，注意到白川村大家族的构成不仅平均每户家族成员数量多，而且在与户主的关系上也包含着复杂的构成。
有贺喜左卫门：1897年（明治30年）－1979年（昭和54年）
社会学者，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日本女子大学校长，是柳田国男的门下弟子，从事理论性的农村社会学研究。
他将家庭形态分为单一家庭（仅户主及其直系尊卑属可能拥有配偶的形态）和复合家庭（不仅包括户主直系，还包括旁系和非血缘关系者且拥有配偶的家庭）。他主张白川村的“大家族”制度是不同于一般家族的一种日本家庭类型（复合家庭）。
小山隆：1900年（明治33年）－1983年（昭和58年）
社会学者，大阪大学教授、东京都立大学教授、东洋大学教授、日本社会学会会长。
战前研究日本的大家族，战后研究日本家族的变化和核心家庭化。在论文《山间聚落的大家族》（昭和63年）中提到：“所谓白川村的大家族，不是仅以人员多少就能简单归类的问题。广义上的大家族是以亲子为中心的家族，但此处所讨论的大家族，是一个将旁系亲属也包含在内的广泛血缘共同体。”
儿玉幸多：1909年（明治42年）－2007年（平成19年）
社会经济史学者，文学博士，学习院大学名誉教授、前校长，曾参与向昭和天皇、今上天皇讲授日本史的皇室教育工作。
在昭和24年的论文“飞驒白川村的大家族制度及其经济基础”中，他对大家族的定义是：“在一位家长的统治下，家族成员的生活才能得以维系。除了如今通常所称的家庭成员外，不论是血缘关系还是非血缘关系，也不论是同居还是分居，只要有相当数量以上的劳动提供者，就可以称之为大家族。关于这个相当数量，虽然也存在问题，但假设定为‘十名左右，或许能符合一般概念。’”
柳田国男：1875年（明治8年）－1962年（昭和37年）
民俗学者，日本民俗学的开拓者。在论文“大家族与小家族”（昭和15年）中，他认为大家族不是“现有家庭的简单扩大”，而是“将很多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视为子女，或者极大地扩展了子女的范围”，并且以“共同高祖的替代者（中略）第二、第三代家长”的存在为条件而形成的。
（昭和50年）
柿崎京一：1926年（昭和元年）
社会学者，宇都宫大学教授、早稻田大学教授、宇都宫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原白川村教育长。
从昭和28年起，他前往白川村展开大家族研究。经过长期的白川村调查，他发现了此前众多研究者未能发现的、从近世到明治时期能佐证“大家族”制度的地方文书。例如，曾担任鸠谷等三个村兼带名主的藤井家所藏的文政年间的“宗门人别改帐”，以及远山家所藏的嘉永6年至明治24年间家长购买“心外物”长达40年的记录“心外物觉帐”等。基于这些家文书，他进行了科学实证研究。
最终他得出结论：白川村的“大家族”制度并非源自奇特的习俗，而是人们在艰难的环境中，为了更好地生存而创造的生活模式。